蒋介石犯一生中最大错误痛失此地,令人无奈

有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

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苏联百万红军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起猛攻。6天后,日本宣布投降。被日本占领十多年的东北马上成为国共两党竞相争抢的香饽饽。北靠苏联,东连朝鲜,西接蒙古的地理位置,扎实的工业基础,先进的城市与交通,富庶的农作物⋯⋯显而易见,谁先占有东北,谁就有可能在那里以至全国站稳脚跟。

1983年按正兵团职待遇离职休养。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2002年6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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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咋就这么难:阎仲川谈《四野战史》编纂遭把持

隔天,彭真、陈云一行随前来延安的苏联军用飞机飞赴东北,为了不致引起国民党的察觉,刘少奇特意嘱咐派往东北的干部不要带武器,一律穿便装,打扮成劳工模样。据统计,自1945年8月中旬到11月底,从各大解放区调入东北的部队约
13 万人,派到东北的干部 2 万余人,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 21
人,政治局委员 4 人。

四平保卫战之后,实行了战略撤退,中央果断地调整了东北局的主要领导。利用短暂的休战时间,召开了东北局会议,总结了半年多以来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总结了以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并下最大决心,全党、全军集中主要力量,解决东北当时最迫切最关键的问题——根据地建设,从而开始一步步走向胜利。

于是,从1945年8月10日开始,大批中共部队、干部纷纷涌向东北,与此同时,蒋介石也下令组建国民党东北行营,准备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的行政权。

我在60年代初曾认真研究过“西安事变”,看过几乎所有的有关档案。我知道当时党中央考虑的中心问题是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一切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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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到后,情况有变,武器弹药并未及时得到补充。东北的初冬,已是十分寒冷,衣服鞋被,十分缺乏,甚至一日三餐都难以为继。战斗任务频繁,伤员无人抬,无处安置,兵员得不到补充。部队和当时的前指,频频向东北局求援,但得不到回应。前指向中央有个报告,说到几个月中间,除派了一架飞机,给送了三百万新东北币,在新区根本不能使用,除此外再没有得到过起码的支援。

这一点,毛泽东比谁都清楚。早在1942年7月,毛泽东就曾致电刘少奇提出,“须估计日本从中国战败后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的部队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

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于1936年渡河,完全是为了打宁夏,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正式命令而行的,绝不是像《毛选》第一卷有关注解中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张国焘的命令”。

辽沈大战时的林彪与罗荣桓、刘亚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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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三卷抗日战争中,不写彭德怀的名字(他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只写总司令朱德的名字。相应地,一一五师只写师长林彪、一二○师只写师长贺龙,一二九师只写师长刘伯承,副师长一律不写。新四军也是只写军长叶挺,不写副军长项英,这样正好把项英这个难题也解决了。

1945年9月14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建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的活动。”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东北局委员,彭真为书记。

从1945年12月至1946年3月底,几个月间,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迟迟不想离开沈阳,后被苏军强制撤离。先是从沈阳市中心撤到铁西区,后又从铁西区撤到本溪,2月从本溪撤到抚顺,只是围着沈阳打转。最后,重回沈阳已无可能,才一步步地向北转移。四平、长春撤退之后,东北局撤至哈尔滨,到这时占领城市的设想已一步步落空,彭真同志才不得不承认“我前一段没有搞好”,表示愧意。

根据中共中央1946年6月3日致电东北局及林彪“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的指示,1946年7月上旬,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扩大会议,通过由陈云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再次把创造根据地放在第一位。《决议》“决定抽1/3军队下乡帮助群众工作,一般干部无论男女老少一律下乡去做群众工作”,“力求在半年之内把群众发动起来”。

1986年12月10日中央办公厅通知张秀山,称邓小平同志对彭真的《东北解放战争头九个月》和《从进军东北到全境解放战争综述》两文的报告指示:“我同先念、陈云同志商量,这种问题不要再扯了,两个文件(《综述》和彭真的《东北解放战争头九个月》)存档,但都不要发表”。

1.2万名干部下乡,脱掉皮鞋,放下皮包,在东北实行土地改革、剿匪、建党建政、动员参军、推动生产等运动,东北民主联军终于有了自己温暖的“家”,后方得到了有力保障。1947年,林彪指挥四保临江和三下江南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一年后,辽沈战役爆发,东北全境解放。这大概是四平之战后,没有顺势追击林彪主力、实施北上作战任务,进而独霸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最不愿看到的结果。

会上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对“七七决议”的看法和评价,是否有“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中央指示,以及对四平保卫战的评价等问题。现将苏静同志的几次发言稿附上,比我在这里重复更权威,更具说服力。

当时中共的战略是“独占东北”,东北局抵达沈阳后,立即武装工农,展开接管和争夺工作。1945年10月16日,毛泽东和党中央电示彭真,已“会林彪急至沈阳助你指挥作战”。同月31日,为统一指挥东北军队,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成立,林彪任总司令员,彭真、罗荣桓分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或许是苏联给予了太多有利却又不付诸行动的暗示,东北局对局势过于乐观的估计导致山海关防线被国民党军队攻破。

1994年开始写四野战史,陈云和彭真两人担任总顾问(知情人说,彭真是自荐当总顾问的)。未等战史写成,陈云过早作古,从此便只剩了一家之言。书稿的解放战争初期阶段,是由沈阳军区负责的。彭真同志特别关注这一阶段,曾派秘书刘精蒲到东北坐镇。刘在此指手划脚,规定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而且只能照他的意见办理。

中共七大时,东北问题被正式列为战后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就如毛泽东在会上所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

编书组顺利地过了反“右倾”大关,但第二卷书怎样写呢?还是个问题。彭德怀在第二卷(1927~1937)中很重要,但不能正面出现他的名字,一出现就不能出版。

四平保卫战失败后,国共两党在东北的军事冲突暂时停了下来,林彪主力一路撤回哈尔滨。四平一役,林彪身体垮了,高烧不退,饭也少,觉也少,他不进哈尔滨,反倒住在哈尔滨东南100公里的五常。

两句话、八个字从“没有”又变成“有”了。

“独占东北”计划受挫,毛泽东病倒,苏方出尔反尔企图驱散东北局负责人,他们经常以“如果你们不走,我就用坦克来赶你们走”的话语恐吓彭真和伍修权。种种迹象表明,相较于独占东北,东北局更需要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去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刘少奇提出:“只要我能争取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争取胜利。”后来,刘少奇将这种战略思想用八个字作了概括:“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小平同志的这个表态,是想把问题挂起来。实际上小平同志确也很难,既不能说张秀山等人写的综述不对,也不能像毛主席那样批评彭真,只好挂起来。

1945年11月19日,林彪率领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赶到锦州附近指挥,鉴于军队兵力分散,参战部队缺乏训练,战斗力弱,“特别是群众没有发动,土匪甚多,地理、敌情不易了解”,林彪建议“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皇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7天后,锦州被国民党军队占领。

实际上,现在写成的[四野]战史,也并未遵循这一划分,还是有倾向性地有选择地大量引用了彭真同志用东北局名义发出的电报。知情人看后,使人不由得产生疑问,这是历史的真实吗?

“独占东北”计划受挫,毛泽东病倒

李新回忆录:因政治需要而篡改军史的两个事例

1959
年我们正在编写第二卷的时候,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无情的批判,随即在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倾”运动。这次运动来势凶猛,人民大学大部分系主任都遭受批判。刚从人民大学调到北京大学去的副校长邹鲁风因受批判感到委屈而自杀身亡。我们编书组当然也要检查“右倾”问题。好在全国性的讨论会刚开过不久,人们记忆犹新,虽有个别人煽动,终未掀起大的波澜。

彭真同志由于对战争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对部队情况陌生,对军队建设缺乏应有的经验,对新部队满足于轰轰烈烈的发展,对潜在的危机并未及时察觉(当时的号召是发展一个连当连长,发展一营当营长,发展一个团当团长),对部队肥皂泡似地迅速发展,盲目认为形势大好喜人,实际上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结果情况一变,带走武器装备为匪。攻城掠地,杀我干部,后来还要派主力部队去剿灭。彭真同志为了照顾山头,对新老部队合编犹豫不决,后来形势变化了,新部队的问题大量暴露,迫不得已,才进行了新老合编。

苏静同志在1961年至1963年,曾在罗荣桓元帅亲自指导下,在空军刘亚楼司令主持下,领导一个写作班子,写了几年战史,其中的编写提纲,主旨要义,均经罗帅审阅过。而且他是四野领导机关从始至终参加了战争全过程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也是最了解真实情况的,可以说,他是在战史领导小组内最有发言权的一位领导。

但到了我研究西安事变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之后,我的思想开始有所变化。以至这次到高台实地考察,我才发觉对西路军问题应该重新考虑。所以到了80年代,我的研究生陈铁健发表《论西路军》时,我完全支持他的观点,因为那是实事求是的、无可非议的。

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分歧,首先源于对形势的分析。当时东北局主要领导,由于对基本形势缺乏正确的判断,对苏方可能给予我们的帮助希望过高,对战场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同时还认为东北地区离开大城市就很难生存,因此便产生了挡住敌人进攻,首先占领大城市的观点。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当时主张首先占领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艰苦创业先站稳脚跟,再逐步夺取胜利的观点是对立的。当然,对这个问题,也要作客观实事求是的分析。

一个多月以后(10月底到11月底),山海关、锦州相继失守,沈哈大城市及中长路沿线,苏军要交给国民党接收,形势已经很清楚,占领大城市已无可能,工作重点应坚决及时地转移。从战史看,似也作了一些交代,也引用了东北局彭真同志发的几份电报,和各地剿匪发动群众的成果,而且还划为一个阶段。但是,实际上工作着眼点仍然在想着夺取大城市。1945年12月5日,东北局主要领导曾电报中央,同时南北满和前指通报。欲乘苏军撤退之机,集中五万军队【注:彭真给中央的电报称“三万兵力攻沈,一万威胁长春”“先占沈阳,再夺长春”】夺取沈阳。这个计划当即被中央和东北局的高张所否定。他们对东北全盘工作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十分全面十分明确而且正确的建议。

形势严峻多变,工作千头万绪。为了改变局面,争取早日站稳脚跟,当时首当其冲的中心任务是根据地建设。根据地首先建在什么地方,建设的快慢,又关系着东北的前途,对军队的发展壮大,军事上逐步争取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东北局和军队在组织上是实行的一元化领导,两者是不能分割的。要想把当时问题说清楚,对东北局主要领导的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

亲历“因人废史”――因“批彭”而掩饰军史

这两件事,均遭到了彭真同志的坚决反对,理由是中央没有这个指示,没见过中央指示中有这两句话【注:据查文电,陈云在东北局“抚顺会议”前曾致电彭真:“东北局是否已经下决心放弃大道,占领两厢?”。又如苏静所述:我们又没去过重庆、延安,中央没有这八个字,我们怎么会知道?】。当时彭真是人大委员长,似乎权力可以决定一切。故而他说没有,就是没有,一言九鼎。碑嘛,只有撤掉。文章嘛,一定要发重要更正,否则不给钱,不准发行。一切只能照办,这样才总算过了关。

阎仲川(1922——2002),河北正定人。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冀中军区司令部1科参谋、晋绥军区作战参谋、东北军民主联军司令部1科副科长、中南军区司令部1科科长。建国后,曾任广州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广州军区参谋长、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兼总参作战部部长。

油画《平江起义》

尽管张国焘的错误很多,“罪该万死”,也不能如此对待呀,更何况西路军有两万多人呢!无怪乎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和西路军所有的同志都对此始终不服。直到80年代,这一问题的真相和是非,才在徐、李和陈云反复坚持下,大体上搞清楚了。

苏静同志在近一两个月的时间里,他翻阅资料,准备争论,找人取证等,的确操劳过度,加之受到非礼待遇,心情十分不愉快,不久便一病不起。在病床上,还念念不忘战史中的争论,对出现一些不正常情况,表示愤慨,对一些人的做法,表示鄙视。

兴发游戏网站手机版 ,原来1936年,三路红军即将在陕北会师,党中央考虑到陕北地方小,人口少,而且地瘠民贫,难以养活这么多的部队,决定向外发展。于是首先进行东征。东征军对阎锡山作战虽然取得胜利,而阎却因此引来十万国民党中央军入晋相援。党中央为避免内战扩大,便回师陕北。

《毛选》中,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样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战史中对这一段未作深入明白的阐述。据知,当时主持战史编写的主要领导有一种观点,即战史不是党史,战史主要是写军事活动,涉及东北局的问题是将来写党史的事。这种说法个人认为,是站不住脚的。说白了,只是一种有意回避矛盾的借口罢了。

对红五军则采取补叙的办法,从平江起义一直写下来,顺理成章,只是像古代史书那样,加一个“初”字,表明是倒叙。这样读者一看也就明白了。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两句话也就由“有”变为“没有”了。

个人认为,把发生的问题,把是是非非摆出来,把历史作个实事求是的交代,总是应该的。因为只有反映历史的真实,才有历史的实际价值。

这决不是什么“以果逆因”,或对前人的求全责备,而是为了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

东北解放后,第四野战军进关前,东北局在沈阳开过一次会议,会后有个《决议》,对进入东北初期九个月的工作进行了分析,对东北整个工作作了总结,并对今后工作作了布置,报告中央,中央批复同意。从上述情况中可见一斑。

在这期间,东北曾有一个知情人给我打电话说:看来,这部战史将来要重写了,某某大人物,派来秘书,在编写组说我们写的不行,一定要按他的意思写。

这些分歧首先表现在工作部署上,一般即城乡问题。即把主要依托首先放在保守大城市,还是到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去创造根据地,这就直接关系到作战指导方针问题;再即是由盲目的和平幻想而产生的享乐思想与只有艰苦创业才能站稳脚跟的指导思想之间的分歧,即和战问题。这和前面的问题又有直接联系,由此派生出部队建设、战役战斗的指导等等的不同的作法和不同要求的问题。

四野战史出台了。在编写过程中,我被领导坚决排除在外。但由于我从始至终参加了这一战争阶段的全过程,并得知编写过程中间曾有争论,因此总是摆脱不了对它的关注。

高台考察――官修“西路军”历史的谬误

我把这一办法向编书组的同志们一说,大家都赞成,甚至鼓掌称善。不知哪一位下来对我说,你真是“用心良苦”啊!是的,我的心是苦的,也是良的,不管怎样想方设法以求出书,总不能连良心也丧失啊!

这中间。1946年1月底到2月初,又受和平谈判的影响,认为东北和平很快就会到来,东北局曾向中央建议,尽量在中长路沿线,特别是沈阳以南少丢一些地区,中央同意了这个意见,这更加影响了工作重点转移的必要性。

怎么办呢?真伤脑筋!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彭德怀的名字不写,那么相应地在平江起义中滕代远、黄公略的名字也不写。

最主要的是在长达数月的时间内,彭真同志对东北形势的估计,对全盘工作的考虑,没有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对中央的指示,不管是带根本性的或临时性的,只是照转,作一般的传达布置。他抓不住工作重点和要害,不分缓急轻重,一天忙忙碌碌,事务主义,表现了缺乏驾驭整个局面的能力。关于这一点,在彭真同志调离东北回中央向毛主席述职时,自己承认是事务主义。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彭的这一段工作,有一个谈话,说得很中肯,很明白。

直到临终前,还嘱咐子女们,要好好学习,对历史负责,在战史出版时,在战史领导小组成员中不要署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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